• 【先贤】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来源:泰州日报丁亚2017-04-15查看数:0

        丁文江先生是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81年前,先生因公殉职,中外震惊,极尽哀荣。英商《字林西报》发表社论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对其一生最中肯的总结和诠释。虽然先生从未标榜过“爱国”,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勤勉努力的奋斗精神,“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爱国情怀,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景仰。
        科学救国的实干者
        文江先生少年负笈东瀛、辗转英伦,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选择了具有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学科,以优异成绩取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在其学成归国之时,中国地质教育、调查和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地质探矿为外国人垄断。章鸿钊先生已经写出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但未能付诸实施。他与章鸿钊一拍即合,以“天生能办事”的行政才干和组织能力,加上后来的翁文灏,三个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共同把草创阶段的中国地质科学推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文江先生出力之巨,实为先驱“第一人”。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训练造就人才。他筹建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开我国地质教育先河,首期毕业的18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地质科学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帮助延聘外籍教授,后来更是担任研究教授,参与领导地质教学工作;敦请中央大学开设地质系,并担任名誉教授,为培养我国地质专才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二,开展地质调查。他担任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不畏艰险,登山涉水,坚持“登山必达峰顶,移动必须步行”,成为中国野外踏勘第一人,对我国地层、岩石、造山运动的考察和矿产调查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为地质调查树立了典范。第三,加强学术交流。他倡编《中国古生物志》,亲任总编辑,使之成为中外闻名的科技杂志;制作区域地质图,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及相关论文;筹建并担任地质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组织中外学术交流,赢得世界级声誉,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
        除地质科学外,文江先生还在古生物学、地理学、制图学、测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等学术领域有不俗的建树。他主编了分层分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世称“丁氏地图”),整理出版了《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爨文丛刊》,对周口店“北京人”发现、安阳殷墟及仰韶文化挖掘考古作出了贡献,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文江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实际主持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日常工作。他大胆改革,裁撤冗员,兴利除弊,加强资金管理和项目考核,设立评议会,为后来建立院士会议、奠定研究院持续发展的体制作出了贡献。
        文江先生无论是从事地质科学研究,还是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总是忠勤地为国家服务,丝毫不存在自我的利益心。虽然过多的行政工作影响了个人科研成果的发表,但他坚信群体的力量必定胜过个体的力量。作为科学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种舍己耘人、为国奉献的精神,正是大家尊敬他、纪念他、怀念他的地方。
        思想启蒙的探索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一场救亡图存、绵延百年的深刻社会变革悄然开启。围绕国家、民族的命运,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文江先生从来就不是枯坐书斋的学究,早在留学日本时,就融入到谈革命、写文章、救中国的时代洪流之中,自诩为“少年中国之少年”。即使成为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他对政治改良、思想启蒙的热情丝毫不减。尽管其政治理念和实践不尽正确,但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两份亮眼的自由主义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名义上是胡适先生主办的,而其灵魂人物却是这群人文社会学者中唯一的科学家丁文江。连胡适都说,谈论政治是文江先生推着去做的,他才是出力最多的。《努力周报》宣扬精英政治、“好人政府”,正是文江先生的核心政治理念,他呼吁“少数人的责任”,建立公开、宪政的政府,彻底结束腐败政治。《独立评论》则是“九一八”事件的产物,更多地是针砭时弊,关心民众生活,在乱世中喊出政治改良、抗日救亡的声音。
        文江先生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在南北对峙、军阀混战之际,他出任淞沪商埠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短短八个月,整饬吏治,统一财政、卫生和市政设施,奠定了“大上海”的基础。特别是他率团与租界当局谈判,收回会审公廨,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要权利,并且为将来统一的中央政府留下回旋余地,足见其爱国的良苦用心。
        真正让文江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的,是他发起与张君劢的论争,史称“科玄论战”。双方围绕“科学与人生观”开展笔战,吸引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参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丁文江作为“科学派”的主将,高举科学大旗,思路清晰、笔锋犀利、字句谨严,提出“科学人生观”的新观念,用科学主义痛斥“玄学鬼”。这场论战促进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为反对形而上学和封建迷信积累了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科学”思想启蒙的继续和深入。正是这次偶然的“跨界”,他实现了从科学家向社会知名学者的华丽转身,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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