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人性挣扎与乡村伦理救赎

    来源:孙建国孙建国2017-04-15查看数:0

        乡村叙事是乡土小说的必然途径,经常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基本手段获得书写权。曹学林的中篇小说集《杨柳叶子青》(团结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正是这样的书写文本。五部中篇反映的时代大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正处于从封闭保守到改革开放的痛苦转型期;反映的地域大抵在苏中地区比较偏僻的小村庄。悲欢离合,风土人情,不事雕琢,娓娓道来,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折射出乡村的叠影和时代的嬗变。
        公公和媳妇“扒灰”,本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可公公钱能和媳妇柳叶,却是那么有情有意,于是催生了悲剧(《杨柳叶子青》)。为了传宗接代,让老婆和别人私通(民间称之为“借种”),本是一件尴尬至极的事,可丈夫细头心甘情愿,妻子菜花和光棍碌碡也暗生情愫,于是酿成了大祸(《菜花灿灿》)。至于小桃甘做罗总的“小三”,却得到村上人的顶礼膜拜(《开着轿车回村》);小红自愿投入侯总怀抱,帮助侯总度过危机,大有侠女之风骨(《凌晨的爆炸》);小花在工作组对父亲严厉高压下,仍对王秘书情有独钟,主动约他到城里秘密幽会,更有追求爱情之胆识(《口琴在河边呜咽》)……在本书中,曹学林对乡村历史作出了世俗的甚至有悖伦理的解读,人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使全书弥漫着一股原始的、拙朴的和野性的乡土气息。
        在这原始的、拙朴的和野性的乡土气息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人性的挣扎。人有神性(理性),亦有兽性(本能),欲望是人的根本属性。事实上,这也是一切生命的根本属性。曹学林塑造的人物,无论是“扒灰”参与者,还是“借种”合伙人,都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的,但也都有似乎说不出的苦衷。作者更多地还原了人物的自然属性,将人物善恶的一体两面,人物卑微到尘埃里的情爱,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在《菜花灿灿》中,由于丈夫细头无生育能力,就怂恿妻子菜花和光棍碌碡私通。于是菜花就成为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可怜的女人。在农村,生存是唯一的目的,而延续家族血脉也就是重中之重。在延续后代的大事面前,任何“丑事”都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值一提,包括女人的生命和尊严。这种卑微到尘埃里的人性挣扎,才更加发人深省,才更加令人扼腕。这也是曹学林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在。
        曹学林力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渗透乡村伦理救赎意识。随着新农村现代化进程,物欲风暴的挟裹,一些人传统伦理中的道德人情底线被摧毁了。他们或因利迷失本性,或因情引起骚动,或因财颠倒人伦,一个个被异化的个体矗立起生命的空壳。本书中,曹学林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包含着对乡村礼崩乐坏的痛惜和对善良乡民命运的担忧。每一个人都闪耀着人性的光亮,哪怕是在尘埃里,哪怕是在泥淖中。
        《凌晨的爆炸》中的侯总,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艺术形象。他的名声似乎很不好听,但他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一位乡镇干部奉为财神的人物。然而,仅仅因为一声爆炸,他成为亡命之徒,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巨大变故,他惊呆了,累坏了,最终溺死在浴池里。在这里,曹学林设置的爆炸其实是一个意象。通过爆炸,让更多人警醒:在技术和制度的缺失面前,在伦理和理智的缺失面前,利欲熏心,私欲膨胀,乡村文明进程不堪一击,随时都可以将原始积累和所有财富连根拔起,随时都可以随着爆炸而烟消云散。
        《杨柳叶子青》中的公公钱能和媳妇柳叶,更是两个值得玩味的人物。马斯洛曾经提出过“需要层次说”,认为从低到高,人的需要是不断变化的。钱能的儿子钱小能懦弱无能,长期在外打工却入不敷出,对强势的父亲又言听计从,只能忍气吞声,默认扒灰。由于钱能作为阴匠,收入颇丰,作为一家之长,身体颇为强壮,又掌握家庭的经济命脉,具有强势的权威,能够震慑住软弱无能的儿子和逆来顺受的媳妇。为此,讲究伦理之道的柳叶为了生存,也为了家庭和睦,虽然犹豫过、挣扎过,最后竟同意让公公扒灰,而且彼此长期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当孙女上学遭受同学羞辱、儿子在外打工致残后,钱能的良心受到拷问,内心产生恐惧,雷雨之夜,“能先生虽然还镇定地坐在那里,但内心也有一丝恐慌……更有了一点害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有没有做过坏事?雷会不会打他?电会不会触他?一想到这,他突然觉得雷电响起来时,自己的身上都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他在心中祷告着,啊,菩萨,你饶了我,饶了我,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再也不敢了!!不敢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一杯一杯地喝酒,不大一会儿,就把一瓶酒都喝光了,最后伏在桌上,什么都不知道了……”本来平静富足的小农生活,由于能先生的作孽,酿成悲剧,回家时“连人带车掉下了河”。咎由自取,应了那句古话:“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在这种生存悲剧之后,隐含着作者对乡土人生的沉重思考和真诚期待。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传统的乡土中国经历过一次次冲撞毁损。祠堂被砸,宗族解体,乡约被废,告别乡绅治理,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民间社会秩序不仅失去精神纽带,也丧失了自治规则。这些年,各种“故乡沦丧”的悲剧都在表明一些地方的乡村正在让人变得幽暗消极。在本书中,曹学林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以悲剧结束。作者饱蘸泪水和切肤之痛,为“故乡沦丧”悲剧提供了活生生的标本,并以他笔下的乡村叙事和艺术形象,对当下乡村伦理进行了冷峻地剖析:当传统道德伦理式微,当运动与革命的破坏性没有得到文明与法治的修补,处于伦理沦陷中的乡土中国,必然会支付太多的人性代价。如果不重建一个文明的乡村社会,不重树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体系,处于迷乱状态的人性与人心,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文明的出口,人们就会面对更多的人性灾难。
        难能可贵的是,在本书中,曹学林既直面这些人性灾难,又用散文笔调富有诗意地讲述苏中农村男女老少的悲欢离合和难堪命运,这与古典小说中某些“善恶”对立型故事可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同构姿态。曹学林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不仅未囿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打造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乡村,多了一些温情、宽容与理想之光。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游子之情,流溢于字里行间,凸显了作家对乡村社会伦理危机深切的救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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