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钩沉】钱桂森新考

    来源:泰州日报姚晟2017-05-13查看数:0

    “窃书”之辨
        钱桂森最为“知名”的事迹就是被认为曾大量窃取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书籍,此后各省督抚送呈购进、借抄之书以及转呈私家献书总计达一万三千余种,每种书首叶钤有“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印,首册书衣加盖“乾隆×年×月×督抚×送到×家藏×书壹部计书×本”戳记,这些书称作“四库进呈本”。《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未经发还的进呈本一直存于翰林院,庚子之变时惨遭兵燹损失殆尽。有学者估计,目前存世的四库进呈本近九百部。吴格从《藏园群书经眼录》、《嘉业堂藏书志》、《中国善本书提要》等辑录整理而成的《钱桂森教经堂藏书知见录》,共收书五十九部,其中四库进呈本达四十部,数量可谓十分惊人,难怪有前辈学者言之凿凿地称钱桂森“窃书”了。
        钱桂森“窃书”之说最早源于一九一六年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昔时翰林前辈充清秘堂差者得观藏书,然往往似携官书出。泰州钱辛盦在馆最久,精于鉴别,故所携多善本。宣统庚戌(1910)津估张兰亭至泰州,在钱氏家中捆载十余笈以还,其中钤院印者十有九。”
        十余年后编撰的《嘉业堂藏书志》中,吴昌绶撰《雪窗集》提要云:“钱桂森值清秘时,储存之书多被携出,此其一也。”董康撰四库存目底本《黄文简公介庵集》提要亦云:“书经进呈,发交翰林院清秘阁储待领回,光绪初钱桂森直清秘时携出者。”
        一九三四年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称留存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转辗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则说四库底本《乐府杂记》为钱氏从翰林院窃出者。
        这些近代藏书大家、版本目录学家一致认为钱桂森监守自盗,窃取大量翰林院藏四库进呈本。钱桂森“三住蓬山”的特殊经历让其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确实具备“窃书”的客观条件,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妨看看钱桂森的前辈与同僚的说法。
        “前有法梧门”之法式善,仕途经历与钱桂森颇为相似,被认为是“不告而取的健者”。梧门自著《陶庐杂录》载:“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得宋元人各集,皆《永乐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库》书者,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统计八百二十三卷。……书写不工,似未及校对之本。余维物少见珍,什袭藏之。”法式善声称其四库底本多是购自厂肆。
        除了法式善、钱桂森之外,曾任职翰林院,也藏有四库进呈本者,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黄宗汉(《履斋先生遗集》、《梅岩胡先生文集》、《重刻双溪类稿》、《二妙集》、《方是闲居士小稿》),路慎庄(《经典释疑》,今藏陕西省文史馆),朱学勤(《芳谷文集》、《山窗余稿》、《蓝山集》、《孙明复先生小集》,今藏南京图书馆),龚显曾(《云溪集》,今藏厦门图书馆),周星誉(《宝越录》,今藏山东省图书馆)、沈家本(《南轩易说》)、袁芳瑛(《桂林风土记》、《论语笔解》、《四书经疑贯通》、《律吕阐微》),许乃普(《续资治通鉴长编》、《朝野类要》),缪荃孙(《平江纪事》、《西使记》)等人,其中如路慎庄“藏书多出翰林院及宫内”,袁芳瑛也被傅增湘认为在清秘堂时窃携书以出。但无一例外,这些人都自称家里的翰林院旧藏得自厂肆书摊。
        新疆大学藏明万历刻本《蒲阳黄御史集》,为四库进呈本。从书内朱彭寿题跋可知,此书约在光绪中从翰林院流出而售卖于京城书肆,光绪戊戌(1898)被时在京城任职的朱彭寿购藏。又如清华大学藏清康熙抄本《周易阐理》,末有光绪二十九年桂芬跋:“光绪癸卯岁来京师,偶于街市以钱五百购得是书及《遗忠录》、《礼贤录》、《忠献别录》、《龙川别志》等书,皆完善无缺,都为范氏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抚所进者也。”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均藻》卷末翁同龢手跋云:“《四库》开时,四方献书者,经采录后,以原书发还其家。其发而未领者皆储于翰林院。院有瀛洲亭五楹,列架比栉。余于咸丰己未(1859)院长命与清秘堂诸公同检书时,插架尚十得六七。后于厂肆往往见散出之本,盖管钥不慎,为隶人所窃也。迨光绪中再至,则一空如洗,可胜叹哉。”咸丰己未,钱桂森已“以言事回翰林”,应该也参与了检书,得以上手、经眼大量的四库底本,是钱桂森精于版本鉴别的重要原因。
        钱桂森自己也有说法,浙江大学藏明正德刻本《止斋先生文集》卷首有桂森题识:“此翰林院佚出本,辛酉正月朱修伯员外得于琉璃厂火神庙,归以见赠。犀庵识。”朱修伯即结一庐主人朱学勤,咸丰三年进士,藏书甚富,有《结一庐书目》。此书是朱学勤购自厂肆再转赠予钱桂森。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无钱桂森之名,称桂森藏书鲜为人知,其实不确。《藏书纪事诗》“不录生存”,成稿时钱桂森尚在世。咸丰八年(1858)钱桂森同年、藏书家孙衣言即称桂森“富藏书”。同治七年(1868)孙衣言以普通乾隆刻本《水心文集》跟钱桂森换来珍稀的明正统刻本《黎刻水心先生文集》。孙氏在两部书上作跋详记此事,盛赞桂森嘉惠书林之举,跋曰:“同年钱樨庵侍御,乃有黎本,予以此为我乡先生书,请以今本易黎本,侍御不予靳也。”孙衣言曾于杭州、京师遍访《杜清献集》而不能得,同治九年(1870)借钱桂森藏明抄本为底本翻刻。光绪丙子(1876)川东道姚觐元致信京中缪荃孙,提到听说钱桂森藏有《类篇》全帙,请缪转借影抄。这些事例足以证明钱桂森藏书并非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是与当时藏书界保持来往和交流。如果钱氏藏书中多有来历不明的翰林院旧藏,他怎敢坦荡示人?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因爱书而顺手牵羊,监守自盗的人,会大方同意以贱易贵,会舍得将秘藏借人翻刻,化身千百。
        因此,我们不能仅凭钱桂森在翰林院任职时间长,又精鉴别喜聚书,藏书中有不少翰林院旧藏,就简单地归结为钱氏“窃书”。自咸丰年间起翰林院藏书的大量外流,实际上是厂肆书贾与院内“隶人”互相勾结的结果。此类事在清末很常见,如光绪年间执琉璃厂书业之牛耳的正文斋谭锡庆,就以内监盗卖内府藏书起家。这些书入翰林院后的经历并非“钱桂森自翰林院窃出——散入厂肆——公私购藏”,而应该是“翰林院隶人窃出——厂肆收购——钱桂森购藏——散出再入厂肆——公私购藏”的过程。法式善、钱桂森、朱学勤等文人藏书家因为知道这些善本的价值,不忍其流落而购之藏之,书贾则在两进两出中间赚取了高额利润。
        孙衣言尝应钱桂森之请为其赋诗,称犀庵耽于闭门读异书而识见过人,诗云:“玉貌先生尚自如,清骢无事闭门居。尊前花石围高馆,帐里烟煤得异书。同辈声名谁早达,后人富贵只才疏。秋风更切将离感,昨日论文最启予。”钱桂森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犀庵归隐后作《怀钱辛伯先生扬州》:“江南公亦老名士,日下贫如大布衣。锁院律吹丹凤起,璇闺棋笑雪猧围。曾陪杖履松筠饮,为道家山水石肥。二十四桥今隐去,竹西无限好斜晖。”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一日,钱桂森在泰州病故,享年七十六,葬于姜堰镇三里桥冯家垛。翁同龢“得讣怆然”,挽之曰:“六舟(陈彝)早逝,午桥(张丙炎)又亡,平生江表故人,至君而尽;训诂精研,词章妙绝,今日儒林旧学,舍此安归。”桂森殁后数年,善本大多复为京津书贾来泰购去。万卷缥缈,一聚一散,正如烟云之过眼也。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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