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情】寒夜过后是早晨

    来源:泰州日报陈社2017-11-12查看数:0

        中介来电要女儿回个电话过去,接收签证前的指导。除了复述了《德国使领馆签证官经常问的问题》中的一些问题外,特别要她不能说父亲是个公务员,应该说是经理、厂长之类,年薪不低于20万元,否则有可能被拒签。这倒让我们犯难了。我从来就不是什么经理、厂长,也没有想去当什么经理、厂长,更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的年薪,却要孩子去撒谎,而且女儿对经理、厂长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经不住问,一旦心里发虚肯定要露馅。德国人是最反对人说假话的,但中介的话又自有其道理,你若不听,责任就是你的了。
        最后,我作出如下妥协:既不说是公务员,也不说是什么经理、厂长,就说是“作家兼教授”吧。作家我能沾上点边,这也问不住女儿,此外还有个作协会员和文联主席的头衔能抵挡一阵。只是我这个作家的年薪怎么吹也吹不到20万。所以有必要再加个兼职教授的头衔,这也有出处,办公室柜子里这一类的聘书还能翻出一两本来,反正德国人不可能来监听我讲课。
        年初三的傍晚,我们抵达上海,先找到德国领事馆以熟悉周围的环境。领事馆位于吴江路的步行街上,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环境幽雅、独门独院的欧式建筑。而是租用了沿街一栋大楼的一个楼层,除了一块不显眼的钢牌标明了领事馆的所在之外,没有其他特征。与领事馆并排约100米的地方有座泰兴大酒店,进去问了一下价格,标准房480元,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舍近求远。转了好一阵,终于找到了一家不算太远的小旅店,是静安区教育局办的,名曰“三隆招待所”,位于北京西路的一条弄堂里,一座旧式小楼,普通客房160元一晚,卫生状况不错。女儿不太满意,说这种旧楼板的房子,头顶上咚咚响,肯定睡不好。但我已经定了,她也没有办法。
        临睡前我特地拜托招待所的服务员,请她们夜里4:30叫醒我。又跟院子里的门卫打好招呼,请他到时帮我打开锁着的院门——那时正值隆冬,得6点半以后天才开始亮。在床上躺下至凌晨2:40,我连连陪着不是地叫醒了服务员。服务员就睡在旅店的门厅里,并没有怎么埋怨我。门卫就更精明了,他干脆就没有锁院门,在不需要我叫醒他的情况下,为我提供了服务。
        步出院门,一股寒风逼来,我的睡意顿时全无。
        凌晨3时,我已到达领事馆门前。暗淡的灯光下已有4人或坐或站地排成了队。我问他们我是不是第5位,他们说应该是第4,因为排在第1和第2的中年人是一对夫妇——他们是为宝贝儿子来排队的。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
        离开馆时间还有5个多小时,我们便闲聊了起来。那对夫妇是第3 次来排队了,因为没有预约得上,又来得晚,前两次都是白忙。所以这一次来得特别早,昨晚10点多钟就来占上了头座。后两位是南通来的男孩,年三十来排过一次,当时排在第5、6名,由于预约的优先,后来居上,正好把他们给卡掉了。这次他们坐长途汽车到上海后,干脆没有住宿,在外面吃过晚饭又玩了一阵,12点到这儿的。他们说我最合算,比他们晚来了几个小时,还能排在第4位,运气好。他们还告诉我,夜里先后也有几个人在这儿站了一阵,都冻得吃不消,走了。我问他们估计今天来办签证的会不会比平时多,那对夫妇说不一定,一般4月份出去的都已经签过了,而6月份出去的还有时间办预约,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来受这个罪。只有我们这种因种种情况耽误了而又一定要在4月份出去的人才会来,而且一般人都估计今天人特别多,所以能不来就不一定会来了。
        领事馆门外墙上有一排橱窗,里面是有关签证的程序和注意事项等各种告示,还有一份十分醒目的声明很有意味,大意为:“本楼8楼某中介公司声称如何如何,特声明如下:一、本馆与某中介公司无任何联系,二、某中介公司的任何言行本馆概不负责。”
        从3 时到6时,陆陆续续来了10来个人。排在我后面的是一个无锡男孩,3:50到的。第6位是一个奇胖的上海妇女,50岁上下的样子,对签证的行情路路通,原来是个“黄牛”,专门代人排号的,一个位子200元。她好像很随意地通知了一声排在她后面的两个上海女孩,说她老公马上就来,所以得占两个位子——结果到最后也没见到她的老公,两个上海女孩咕哝着说,她这样子恐怕还没找到老公呢!6时往后,人越来越多了,有三五成群的,有连家带小的。最多的一拨是浙江来的,爸爸妈妈姨娘舅舅还有驾驶员什么的共七八个人,富商的气派,开来了两辆高档轿车,簇拥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7时整,妻和女儿准时到达,我们便轮换到路对面的超市里喝牛奶和吃方便面。到了7点半钟左右,队伍已排了好长,大约有六七十人的样子,以学生为主,也有几个年龄大的,是来办劳务或探亲签证的。还有两个忙前忙后安排学生站队的,是安徽的一家中介来送人的。由于他们已事先办了预约登记,所以不需要来得太早。
        我和妻坐在步行街中间的座椅上,看着这列队伍里的众生相,联想起我们那个年代大清早排队买煤球、买腌菜的情况,不由得感慨万千。女儿站在队伍的前端,第4位,显得比较单薄,像个中学生。早晨的一缕曙光洒在她的身上,把她圆圆的脸庞映得耀眼的白润,我们向她挥挥手,她也满面春风地朝我们挥动着小手,像是已踏上了海轮即将远航。
        8时整,大楼内准时出来了三位领事馆工作人员,一个中国小伙子负责依次查看各人手执的护照和预约登记卡,两个德国女子各捧着一只柳条编织的容器,里面分别装着编号卡片和什么表格,一一发给已获小伙子放行的人员。有预约登记卡的孩子拿到的卡号在前,没有预约登记卡的孩子中大约只有10来位拿到了卡号。然后再按卡号次序到领事馆大门的另一侧重新站队。整个过程有条不紊,20来分钟便告结束。
        8时30分,凭号依次进入,按每次10来个人的顺序分批进入领事馆所在的14楼进行面签。这个时候女儿已排到了队伍的后面,她领到的卡号是第97号——据说这天发的号是从50多号开始的,一共发50个号——约在倒数第10个左右,差一点就被卡掉了。
        大约9时半左右,女儿这批10多个人进入签证室。
        我回招待所床上躺了一会儿。11时再到领事馆门前,正巧她刚出门。
        女儿的情绪没什么变化,只是说:“唉,害得我白忙了一阵,准备了那么多,大都没用到。”原来她的签证官是个中国人(也可能这不是原因),根本就没有要求她用德语说一句话,而且问的问题比较一般,边问边翻看着材料,记下一些什么,好像很随意地问了一些问题就结束了。
        我们要她说得再具体一点。她说其他没什么,关键是有个地方愣了一下,可能有麻烦。哪个地方呢?签证官忽然问她,您父亲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女儿愣住了,记得爸说过的,但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还算脑筋转得快,随即报出了个“泰州职业大学”。正常情况下,女儿是不应该愣一下之后才能报出父亲所在单位的名称的。签证官若留点儿神或再追问几句,就不堪设想了。看来人还是不能说假话,特别是没钱的人绝不能装阔佬,任凭你怎么装也难免露馅。想想也挺埋怨北京中介的,她们什么不能指导?怎么偏偏就指导出这么个麻烦事儿来的?
        事已至此,什么都不可更改了,而且任何推测也毫无意义。我们反而轻松地说笑了一通,找了个餐馆,正儿八经地吃起了午饭。
        女儿端起茶杯祝我生日快乐——那天正是我50周岁的生日。
        我也端起茶杯祝福她,我说寒夜过后是早晨,寒夜是属于我的,早晨是属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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