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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组    陈    社  朱行义
                    李明官  袁晓庆
本期撰稿    袁晓庆

    朱天岳  骨科专家。1945年11月2日出生于靖江敦义。小学、初中先后在靖江敦义、斜桥就读，1964年高中毕业于江苏省扬州中学。197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同年被分配至陕西咸阳地区医院外科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1982年获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西德Essen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92年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199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现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筚路蓝缕

    30多年来，朱天岳一直从事骨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在骨关节疾病诊治，即人工关节置换、骨盆肿瘤人工半骨盆重建等方面，较有建树，是一位国内知名的骨科专家。
    1979年至1982年，朱天岳在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攻读临床硕士学位，师从国内著名骨科专家周人厚教授，接受了严格的临床训练，并从事了骨折愈合的研究；1986年至1988年，朱天岳受北京医科大学委托赴西德Essen大学医学院骨科医院进修学习。在德国著名骨科专家Schlegel教授指导下，他广泛接受骨科临床训练，并着重从事了人工关节的研究；回国后，朱天岳一直注重人工关节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实施了我国首例“计算机仿生设计人工半骨盆置换手术”。近20多年来，经他亲手完成的人工关节置换术，包括髋膝肘踝肩各大关节，总共已有900余例，获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其中先天性髋关节高位脱位人工关节置换术，个体化人工半骨盆及髋关节置换术，活动半月板型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感染性人工关节翻修术，小切口一期髋关节置换术等手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自1995年9月至12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德国汉堡大学骨科医院访问交流以来，朱天岳又多次访问汉堡关节置换中心、意大利热那亚大学骨科医院，对人工关节进行了多年的潜心研究和交流，并培养出人工关节方面的博士研究生8名。

    朱天岳说，我这个年龄面临着退休了，但在业务上，在学术上，这个年龄多少也都有些建树了，所以我就希望今后有机会，能给家乡的医疗事业，为家乡的老百姓做一点工作，不要任何报酬我都愿意。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家乡，是家乡哺育、培养了我。
    记：你是国内知名的骨科专家，是我国首例“计算机仿生设计人工半骨盆置换手术”的主刀医生，这种医学技术在我国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技术了。
    朱：是的，最早这是来自德国的一个技术，在我1988年在汉堡大学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汉堡大学医学院一个教授做了大约有11例这个手术，然后他在德国的骨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回国以后，1992年就开始跟北京的航空材料研究院621所合作，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为一个小伙子做了全国第一例人工半骨盆置换手术，后来那个小伙子有一次骑摩托车摔了，把人工半骨盆摔断了，感染了，这第一例就失败了。之后1995年，我在河南焦作做了一例，1997年我又在宁波做了一例，在我们自己的北大医院做了两例。首例计算机仿生设计，是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我们跟清华大学及航空材料研究院621所三家一起搞的。
    记：当时国内众多媒体都以“我国首例仿生人工半骨盆置换获成功”为题作了报道，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朱：当时从设计到制作，到手术，都证明了这个计算机仿生设计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是一个很成功的途径。但后来我又转去搞人工关节了。
    记：人工关节，它具体怎么解释？
    朱：像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甚至肩关节、肘关节这些，它得了病，坏了，最常见的就是老年性骨关节病，软骨磨坏了，长骨刺了，关节变形了，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把自身坏掉的关节部分给切掉，然后换上人工的关节。人工关节有金属部分、塑料部分等等。
    记：这些年你一直在做人工关节？
    朱：从1995年到现在，临床方面我做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工关节，因为全国各地都请我去讲课啊，示范手术啊，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啊，所以现在在国内，可以说这方面我们是做得比较好的。一方面我们做得较早，像髋关节的先天性脱位，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了。现在我们在膝关节的人工关节置换方面，在国内虽然做的不是最多，但是我们是做的比较好的。另外像最近三五年，我们对人工关节手术以后的感染处理上，在国内也比较领先。
    记：这些技术现在跟国外相比，比如跟德国相比，有差距吗？
    朱：差距不大。中国人的手还是很巧的，再加上脑子很聪明，他一旦掌握了这门技术，做出来实际上比德国人还做得漂亮。
    记：现在还经常出国交流吗？
    朱：出国交流的机会是很多的。1988年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在北大医院被提为了副教授，到了1995年，医院有个访问学者的名额，又让我到汉堡大学医学院呆了3个月，之后1998年，2000年，2002年，2004年，就是每两年都要去一次德国，我现在和汉堡一个最大的人工关节置换中心有着密切的交流。
    记：与国外医学界的这些交流学习，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朱：那对我们的医学肯定是一个促进啊，我们很多东西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从国外的交流当中得来的，交流愈多，发展愈快。尤其在人工关节方面，中国的人工关节从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搞，那个时候这一方面中国还不是太发达的，随着交流的不断增多，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就把人工关节真正搞得比较多了，搞得比较好了，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记：你现在不仅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骨科专家，而且是一位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出多名人工关节方面的博士研究生，最初你是怎么走上医学这条道路的？
    朱：这与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关系很大。1945年我出生在靖江敦义，我是我们家老大，后面是4个妹妹，再后面是两个弟弟，加起来一共7个，但是我四妹呢，在她11岁的时候，得结核性脑膜炎去世了，当时在我们县医院治疗，也是因为家里比较穷耽误了，所以那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记：内心想要学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朱：立志学医，还可以追溯到之前我更小的时候，一次我的胳膊得病肿起来了，肿得又红又亮，医生就给我戳了一刀来放脓，之后我学医晓得了，当时戳的那一刀是尺神经的位置，尺神经是支配手部活动的，当时要是戳得再深一点，就会把我的尺神经戳断了，我这手就瘫痪了。先戳的这一刀还没效果，后来医生又换个位置戳了一刀，这一刀还是没有出脓，最后脓肿是自己破了，排出了脓。所以从那以后，我父亲就有点想让我学医了，到后来我四妹被误诊去世后，我自己也坚决学医了。
    记：据说你中小学时代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是很拔尖的。
    朱：那个时候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什么拔尖不拔尖，整天调皮捣蛋，但是脑子好用，所以现在教育孩子啊，甚至教育我那小外孙，我都主张让他尽可能地调皮，去玩，小时候不要给他压力太大，这样能开发他的智力。我在斜桥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就主张我考卫校了，因为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差嘛，真的考上正规高中，他又没钱供养你，所以就准备让我上扬州卫校。但后来初中一毕业，一考试，扬州中学就把我拉走了。当时省扬中的学生，是从扬州地区13个县市里面选的，一个地方收了10个小孩。
    记：后来是在扬州中学考上了大学？
    朱：是的。那个时候填志愿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省扬中的时候，英文一般，语文作文一般，数学也一般，但是我的物理、化学特别突出，尤其是化学，记得在整个年级6个班中，我化学是学得最好的。班主任蒋老师在我们高三快毕业填志愿的时候，就跟我聊天，他说朱天岳你想报什么学校？我说蒋老师，从小我爸就想让我学医，我自己也想学医。他说你应该学医嘛，你物理、化学好啊。他说你第一张表的第一个志愿填北京医学院，第二张表的第一个志愿填南京医学院。后来蒋老师又跟我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在叫协和医科大学了，它学制是8年，应该更好了，他说你干脆也报这个协和医科大学吧。但是当时的小孩儿很有意思，不太愿意报协和医科大学，8年制啊。我说蒋老师我不报，我家里头很穷，意思就是我想早一点念出来，早一点挣钱，给家里帮上忙。1964年那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嘛，大学是相当难考的，我们省扬中6个班7个人报北医的，最后录取的就我一个。
    记：考上北医可以说是如愿以偿。
    朱：是啊，那是我们家当年的一件大事。1964年我到了北医，念了半年书，1965年念了一年，1966年又念了半年后，“文革”开始了，书就不能念了，你念就是白专道路，你念就把你斗倒。所以那个时候爱动爱斗的就文斗武斗去了，贴大字报，到处煽风点火，但是作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来说，那个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不免成了逍遥派。
    记：逍遥派是个什么状态？
    朱：逍遥期间最有意思了，晚上打扑克牌，打到凌晨天快亮了，把暖气上烤的馒头用开水一泡，吃了睡觉，睡到早上10点，起来洗洗脸，收拾收拾去吃午饭，吃完午饭继续回来睡午觉，睡到下午4点起来，当时北医有个北京所有高校中最大的标准游泳池，我们就到游泳池里泡着，起码泡两个小时，上来了以后就吃晚饭了。
    记：这纯粹就是打发时间啊，这种日子过了有多久？
    朱：这个时候也不敢过份打牌，那会说你不关心革命。到了11月份的时候，我们出去大串联去了，那时候全国大串联嘛，我们跑到西安，一看不行就到了兰州，一看兰州吃的都是玉米面的馒头嘛，又不行，就又跑到成都去了，成都是天府之国，净是大米，我们住在四川医学院，川医每天一大木桶一大木桶地给我们端米饭，一大木桶的猪肉烩菜，哎，那儿生活倒不错，还参观了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参观了都江堰，但我们在那儿只呆了一个礼拜，说不能这么意志消沉啊，还要去煽风点火啊，最后我们就从成都步行，学红军走长征的路，从成都走到了重庆，然后我们住在西南政治学院，也是米饭、烩菜，在那儿我们又住了一个礼拜，有点不想回来了。最后说所有串联的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但回来以后还是乱七八糟，不能学习。到了1967年的5月份，我看这实在没意思了，就跑回老家，在靖江帮我母亲一块儿种自留地了。
    记：那时候学校就不管你们了？
    朱：那个时候完全乱套了嘛。1967年快到年底时，学校又说要复课闹革命了，12月26号，也就是毛泽东生日那天，学校组织了一个207人的庞大医疗队，我和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被推荐参加了，这也是在学校闲得没事干了，最后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既革命又不耽误时间。这样就到了甘肃武都地区的康县，在那个深山老林去巡回医疗，那里山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两个人对面看得见，但是真正要握上手，得走一天时间，很难走。当地的说法是“下山碰屁股，上山碰鼻尖”，因为山太陡了，而且那山里狼、老虎、豹子全都有。
    记：在那边某种意义上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
    朱：对对，实际上我很庆幸参加了这个医疗队，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光学了两年基础课，在北医应该是3年基础课、3年临床课嘛，但现在开始接触病人了，心里总是很高兴。这样我们在甘肃呆了半年时间，后来6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发表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个626指示，我们都回来了，接着我们到了北医医疗系的实习基地北大医院，边学习边实习，一直到1970年毕业。
    记：这是一段不平静的大学生活，毕业后的分配怎样？
    朱：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大学毕业的也不例外呀，我们学校1020个毕业生，留在北京只有70个人，这样将近1000人分到边疆去了，我被分到陕西咸阳地区还算好的，也算是幸运吧。到了医院以后，一去就开始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做医生。那个时候求知欲就很强，下医疗队时有的医疗队员还在睡觉，我就起来了，脸一洗就到屋后看外科的书，利用一切机会念英文。当时年轻力壮，什么负担都没有，除了一年回一趟家之外，剩下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后来医院发现，北京来的几个小伙子还确实不错，很有前途，所以医院就意识到要好好地培养我们，然后1973年就把我送到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进修。
    记：刚工作两年多就去进修，这个机会还是难得的。
    朱：是啊，原来我是搞大外科，下医疗队什么都做，这样我就在这家医院进修骨科。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老伴也是我们北医毕业的，她被分到咸阳礼泉县的一个公社医院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西安医科大学每个礼拜要骑着自行车去看她，70多华里，要骑三四个小时呢，那时候很艰苦，但就在这艰苦的条件下，我学会了做不少手术。1978年，陕西省搞了一次回炉招生，就是对全国各大医学院分到陕西来的医生进行一次统一招考，当时有700多人报考，内、外科各招10人，但最后考完，我进入了外科的前10名。然后西安医科大学发了录取通知，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回炉完了再让你回原来的医院了，他是用这个名义招一批新生力量，来弥补“文革”时医院多年没有招生的这个断层。本来我还想到泌尿外科去学习的，最后就只好照安排又到骨科去了。
    记：但不久你又参加了研究生考试。
    朱：后来很快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夫人就鼓动我去报考，说这是一条出路。所以我就跟我们骨科主任谈了这事，他说你研究生就别考啦，在我这儿呆着不是挺好的嘛。我说我还是想试试。我们主任也是个比较开明的人，他后来说，行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考上了，我高高兴兴地欢送你去。
    记：1979年你考回了母校北医？
    朱：对，我考上了我们医院骨科老主任，全国知名的骨科专家周人厚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周教授名下报考的13个人中，我考的是总分第一。3年以后，我就顺理成章地留下来了，一直干到现在。
    记：你在医学这条路上走了这么多年，现在回顾看来，有一种值得欣慰的感觉吗？
    朱：我的医德口碑还是不错的，从上大学，走上行医这条路，一直到现在，我从没有愧对病人。我对病人比较亲和，比较体贴，凡是经过我手的病人，我都把他负责到底。再一个呢，我对医疗技术是比较严谨的，现在全国各地愿意请我去做手术也反映了这一点，我现在除了拉萨没去过，剩下都跑遍了，一般就是我去过的地方，下次他还请我去，所以也说明我的口碑不错。平常在医院里，大家的口碑是：朱大夫不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