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夜泊】识五言真面目

2017-01-09 17:14:39来源:泰州晚报作者:吉晓凡

  识五言真面目

  

  ——读钟嵘《诗品·序》

  

  

  钟嵘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论诗歌创作的理论专著。他凭借着批评家犀利的语言对齐梁时期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倾向进行抨击,并将目光转向诗歌主流,用他敏锐的眼光看待五言诗。

  五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体裁之一,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它的发展历史漫长而复杂,早在《诗经》中就出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楚辞》中也有体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诗品·序》这样说道:“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发展兴盛,代表人物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此后一直到南朝齐梁时代,五言诗一直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掀起一股热潮。不少诗人纷纷追赶潮流,创作出大量的五言诗,内容丰富庞杂。在这种情况下,评论家的品评就应运而生。古往今来,顺应时代潮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都希望站在时代的前沿,而一旦当某种潮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评论家们的品评就显得格外受人重视。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是钟嵘对五言诗的赞誉。钟嵘将“滋味”二字从传统的味觉中抽离,给予它一个全新的、从诗的本质角度出发的含义——强烈的美感力量。那为什么五言诗是最有“滋味”的呢?在钟嵘看来,上品五言诗都具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感染力量,它与四言诗相比,感情更加彻底,内容更加丰富,在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上尤为突出。钟嵘认为写诗应该“吟咏情性”,不应注重引用典故。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优秀的理论遗产——“物感说”。“物感说”最早可追溯到《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故乐自心生,心乐而动,乃生其音,心之动者,感于物也。诗亦然焉。”艺术创作源于创作主体的心灵波动,而这又由于心灵感受到外界的变化。诗的产生来源于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触,风吹草动、四季变化都会影响诗人的心情,于是诗人“摇荡性情”,将内心澎湃的情感化为笔,书写在短短几行文字上,使诗成为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但是,表达对自然之物的体验是所有诗的最基本的特征,五言诗的内容胜在了反映社会生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概括了先秦以来中国写作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文章是作家与社会发生矛盾的产物,作家在生活中遭遇不幸就会产生激愤忧惧的真情实感,因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在这里着重强调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端从而引起全民怨情,但是这并不全面。钟嵘丰富了这一说法,他在《诗品·序》中列举了各种现实生活经历的例子,除了司马迁提到的怨情,还有各种喜怒哀乐,所以他认为社会复杂的生活经验左右了诗人的性情,而性情又产生了诗。从此可见,钟嵘在诗歌的“吟咏性情”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五言诗的可贵之处体现在对客观事物抒发更彻底的感情,对社会内容反映更广泛的群众情感。无论是在形式或内容上,五言诗都是最优秀的,是最富有“滋味”的。

  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代表着旧事物有无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缺陷。诗人为了能使诗歌更直观、更丰富地表现出深刻的意蕴,五言诗产生并逐渐取代四言诗的主体地位,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创作时尚。中国最传统的诗歌体裁是四言诗,而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也是以四言为主。但是,随着历史的推动,语言不断丰富,作为语言的符号文字和组成语言的词汇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内容不断改变,四言诗不再满足社会的需要。钟嵘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文繁而意少”,直接指出四言诗的弊病。

  四言诗和五言诗的主要差别,不单单是形式上多了一个字,而这一个字意义却十分重大。我们读四言诗时,都是两字为一拍,四字为一句,四句为一诗。句式短小,节奏单调,这既影响了内容的表达,也使诗人豪放澎湃感情的抒发被韵律的呆板所限制。五言诗,五字为一句,音节上奇偶相配,节奏上形成“二一二” 或“ 二二一”的形式,不同的节奏交错使用,使句式复杂多变,具有韵律感。这样一来,诗人可以尽情抒发情感,尽情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表达四言诗所难以表达的。当然,诗歌的创作主力还是诗人,五言体只提供一个诗歌的外在形式,诗歌的价值还需要诗人来完成。要想诗歌的感染力更强,诗人必须在熟练掌握赋、比、兴手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观念,将“三义”灵活运用,再凭借风力的辅助,丹彩的润色,达到诗的最高境界——“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从那些五言诗的集大成者的创作中总结经验,形成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观《诗品·序》全文,钟嵘为什么要把五言诗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呢?让我们放眼钟嵘所处的朝代,南朝时期,高门士族垄断文化,把文学当做他们的思想统治和精神享乐的工具。他们养尊处优,高高的门墙切断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所以他们无法了解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现状。他们创作出的作品内容单薄空虚,“独观谓景策”,诗歌创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文坛呈现病态的繁荣。而当时的评论家们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无法对不良风气提出客观而犀利的批评,任由不正之风滋长蔓延。而钟嵘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不仅把这种风气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担负起批评家的使命,拨正诗歌发展地方向,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钟嵘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能够把握诗歌发展潮流,对五言诗的主导地位给予肯定,并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理论体系,助推五言诗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后代涌现了许多流传千年且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以五言形式构成的优美诗篇,这与钟嵘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诗品》关于诗歌理论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对我们把握诗歌特性提供了巨大帮助。而以五言诗作为代表,我们能够透彻地理解五言诗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