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我的父亲是地下党

2016-09-05 09:12:53来源:泰州晚报作者:【姜堰】胡亚亭

  “野沟头畔一株梅,移去周陈惜未魁。疏影暗香终不悔,春来毕竟见花开。”这首诗是原浙江省委统战部长戴盟2007年4月为缅怀我父亲所写,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一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思念2001年底离我们而去的,曾经作为地下党的父亲。

  日军占领姜堰

  从医救治新四军伤员

  我的父亲胡慕梅1918年生于姜堰镇东板桥北喜庆巷8号,祖籍徽州,祖父胡锦文1931年去世,因家境贫困,他虚岁13岁就去叶甸春草(后随师迁居边城)我父亲的五舅谢绪仙处学医,由于我父亲聪颖过人,能帮助师傅看病,学成后他五舅舍不得放开,在我祖母多次催促下,1937年才回姜堰开业。

  这时候正值“七七事变”、“八一三”。我舅父刘立军曾在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后来回到苏北,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联抗”部队。

  父亲讲过民国27年(1938年)春,当时大约15个日本鬼子就把姜堰占了,那时姜堰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新四军还没有来苏北。

  1939年1月,陈毅到了苏南茅山。新四军挺进纵队攻占扬中,北渡长江,经过激烈战斗,让江都嘶马、大桥和扬中连成一片,建立了在江北立足的桥头堡。战斗中,陶勇部队有4名伤员被转送到野沟头以西雁墩段家桥隐蔽,党组织并把治疗任务交给我父亲。我父亲每天都是起早带晚,冒着生命危险步行到段家桥救治伤病员,后来为救治伤员方便,特地把诊所从姜堰迁址野沟头。在他的精心治疗下,三名战士很快痊愈归队,有一名上海南汇县的战士因脚趾严重冻伤,一时不能归队。我父亲就把他接到家中养伤。一年后,他痊愈归队,临行时难分难舍。

  在家中秘密入党

  向掌心的五角星宣誓

  我的父亲在边城舅父处学医期间以及回姜堰开业行医后,曾多次听舅父谢绪仙说,他还收过一位学生叫盛坚夫,很聪明,对老师也很尊敬,就是经常家中有事请假。

  当时我父亲虽然不知道盛坚夫的具体情况,但知道盛是共产党这边的人。后来父亲接受民运工作队队长丁翔雯宣讲革命道理,进步很快,加上他救治伤病员的突出表现,1940年5月秘密入党,宣誓现场就在野沟头我父亲自己家中的药橱后。听父亲讲,宣誓现场没有党旗,只是由丁翔雯在手掌心画了一个五角星表示。

  1945年2月21日,周陈乡农会长宋桂兴和他的父亲宋怀德一起,在桥头乡野杨村参加城东区被敌人杀害的农会长卫正余葬礼,突遭溱潼据点伪军袭击。宋家父子俩为掩护参会民兵撤退,不幸在激战中双双身亡。

  我父亲得知消息后,马上找到宋桂兴的姐姐和姐夫顾明福,让他们去野杨收尸。顾明福家庭非常贫穷,难以成行。我父亲就请周陈庄开小帮船的老板王宝善专门划小帮船,带着他们到圣浪楼找到城东区区长唐辛伯。唐区长听了我父亲介绍后,马上拍板给二位烈士买了两具棺材。

  开辟新区入周陈

  孤身潜伏对暗语搜集情报

  1942年春,我父亲带领野沟头群众揭发伪保长费学古贪污取得胜利后,党组织考虑当时溱潼地区处于敌伪统治,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决定让他到溱潼西边大约5公里的周陈庄(当时周陈乡政府所在地),在那里边行医边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其间,我父亲曾担任过中共姜北区委宣教委员,也曾一度划属城东区委领导,担任过城东区委中心支部的宣教委员,支部书记是沈余才,组织委员王高杰,武装委员高竹斋。

  那时上级要求我父亲以潜伏为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暴露。因为周陈庄周围都是水荡子,需通过船只才能来往,交通极其不便,我父亲又不会撑船,一直都是上级派人与我父亲单线联系。

  地下工作期间,上级党组织常与我父亲单线联系的有单筱逸、唐辛伯、王向明、黄国桢、王金甫等人。单筱逸是我父亲的老师,桥头人,当过姜北区区长、中共姜北区委书记。单筱逸找我父亲联系工作的次数最多。

  听我父亲说,单线联系首先对暗语,确定是不是自家人。如果接头的暗语对不上,就说明有问题。暗语是不固定的,而且变化毫无规律。我问过父亲,您还记得当时的暗号吗?他告诉我,有一次的暗号就是“十打万金油”。对方问:“你要万金油吗?”答:“要!”对方再问“要多少?”答“要十打!”

  后来,新四军主力撤离周陈庄后,敌伪封锁了南北交通,我父亲的组织关系那时划归西片(含边城、叶甸、俞垛等地)领导。有一次溱西办事处主任王向明派沈秉乾来周陈,把我父亲带到溱西办事处,王向明主任要我父亲和沈秉乾尽快摸清湖北口敌情。接到任务以后,二人马不停蹄又连忙向湖北口赶。赶到目的地时,已是夜晚。湖北口位于溱湖东北角,四面大圩,圩外被深深的湖水隔断,我父亲不会游泳,而沈秉乾有一身好水性,他不顾深秋水冷摸黑游泳过河,找船过来,二人很快到庄上找到接头内线。探清情况后,又连夜跋涉,把情报送给王向明主任。

  隐藏地下党领导

  敌我双方同吃同睡

  那时,白色恐怖严重,村庄里不能有生人走动,但上级如有重要事情需要联系,迫不得已就会搞一次武装突袭,派地方武装在夜里把我父亲和地方上的一些人一起抓走。待到达目的地后,再让我父亲单独向有关领导汇报工作,接受任务。

  1944年2月的一天,在桥头杨李乡以开米店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姜北区特派员、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戴盟身份暴露,遭到敌人追杀。地下党员刘士英父子连夜用小船把戴盟送到周陈庄我父亲处隐蔽,没过多久,刘士英就惨遭敌伪杀害。

  我父亲不顾自身安危,将这位“领导”收留在家“打埋伏”,对外称说是自己新收的学徒,是亲戚,为了避人耳目,父亲还让戴盟抄抄药方,拿拿药。戴盟当时还不到20岁。

  想不到第二天,周陈乡伪乡长顾广明又将伪乡指导员骆骥安排到我父亲这儿来住,因为当时我大哥还没有出生,顾广明知道我父亲这儿有空房间。

  父亲经过认真思考并征得戴盟同意后,让戴盟和骆骥同住到后面的东房间。骆骥是到周陈庄来检查工作的,一时走不了,而戴盟因外边风声紧,也一时不能转移。就这样,同床异梦的两个人就在我家白天同吃一锅饭,晚上同睡一张床。戴盟知道骆骥是国民党,身份是国民党乡指导员,而骆骥根本不知道和他同吃同住的戴盟,正是他们忙于捕杀的共产党干部。

  十天左右的时间,也许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严格所致,当时我父亲也只知道冒死掩护的是位地下党领导,其他情况也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