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 好儒重教的古泰州

2016-09-12 10:21:51来源:泰州晚报作者:张树俊

  泰州历史久远,文教昌盛,素有尊师重教、勤学苦读的优良传统。祭祀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崇儒祠、祭祀大教育家胡安定的胡公祠及胡公书院遗址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泰州人重教尚文的文化特色。

  泰州人具有好学精神。如宋代大儒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乡邻视为奇才,对其父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曾与孙复、石介等同学在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不归。再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世代灶丁,商游四方,袖书逢人质义,发愤力学,行为类同胡瑗。还有如,李春芳是嘉靖十年(1531)的举人。中举后勤学不倦,先后拜欧阳德、湛若水等天下大儒为师,又“请益”于王艮,受学于丁养晦。由于泰州人好学,所以泰州才子辈出。如,宋、元、明、清四朝,泰州境内就出了1000多个举人,429个进士。其中文、武状元5人,文、武会元(状元考试前全国会考的第一名)5人。泰州人好学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一是受苏州等吴文化的影响。在重教崇文方面,泰州与吴越文化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距今2500年左右吴人言僵(子游)求学于孔子,返回吴地后大力传播孔儒之学,被誉为“南方夫子”。至宋朝,苏州府学县学,里、村的社学、义塾以及寺院经办的经舍,遍布各地,而且由学者主持的书院也以吴地为盛。泰州处于吴头,也曾长时期归属于吴,吴文化的这种重教崇文之风必然对泰州产生广泛而远的影响。二是受徽商好儒崇学的影响。泰州徽商多。徽商中不少人是“弃儒从贾”的,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就熟读诗书,粗通翰墨。经商以后,仍然好学不倦,诗书相伴,亦贾亦儒。泰州徽商在泰州从事经营活动的同时,也给泰州带来了好学不倦的精神。三是受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泰州府前路东首设于清康熙年间的扬郡试院,是江都、甘泉、仪征、宝应、高邮、兴化、东台和泰州8县通过县试、府试的童生应考生员(秀才)和生员定期接受学政考核的场所。康熙至光绪年间,试院一直由省学政主持考试,所以又称为学政试院。扬郡试院设置于泰州,说明泰州昔日确实是江淮地区重要文化中心之一。泰州学政试院为泰州文化繁荣和选拔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据文献所载,每逢开考,泰州人口骤增,市井繁荣,各地考生和送考人就有数千名。

  客观地讲,一个地区是否崇教,与一个地区的学校兴盛与否有密切的关系。泰州历史上就有积极创办学校的优良传统。唐初海陵称吴州时,就建有州学。到了宋代,泰州先后建立了州学、县学、社学,并有大量私塾兴起。清代光绪年间,泰州开始创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胡公书院旧址创建了具有高等小学堂性质的泰州学堂(后改为泰州中学堂)。1903年创建第一高等小学堂。抗日战争期间,泰州不少学校被迫解散,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小学却得到蓬勃发展。当时泰州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先后建有中学9所,小学则从抗战前的48所发展到209所。泰州人办学校与书院的兴起也有关系。从宋朝起泰州的书院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泰州人崇教、重教与泰州教育家们的推动也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宋代教育家胡瑗的推动。他30多岁时就在泰州当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讲学。其次是泰州学派的推动。如果说胡瑗是官方教育家的话,泰州学派则属于平民教育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讲学不仅“有教无类”,而且“有教无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讲学的区域极广,深山、野林、都市、民巷、乡村等处,都有他讲学的足迹,其精神也很感人。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赵贞吉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事实上王艮虽然倡导“有教无类”,但其传授的主要对象还是下层平民,其门人中,有隶仆、士、农、贾、工等下层百姓,中、上层知识分子、官吏只是少数。据清代袁承业考订其师承弟子表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翕然从之,风动于内,绵绵数百年不绝。”而其主要传人中平民百姓如樵夫朱恕、陶匠韩贞、农民夏廷美等很多。王艮的弟子们大多也以讲学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