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胡瑗两拒京诏

2017-02-19 11:04:53来源:泰州晚报作者:【海陵】张树俊

  

  胡瑗(993~1059),字翼之,生于泰州海陵,世称安定先生,宋代杰出的理学家、教育家。胡瑗在湖州期间,对在苏州、湖州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于庆历四年(1044)写成了著名的《学政条约》,形成了影响极大的“苏湖教法”。“苏湖教法”,既改变了当时只重辞赋的不良学风,也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元代的李杰、鲁翀推崇胡瑗说:“以苏湖教授,师太学。其志务在洗涤艺干利之习,复先五之旧;其教卓然,有造士风,天下宗之,英才育焉。”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时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由于宋政治日益腐败,财政日益空虚,内部矛盾重重,农民起义连续不断,面对这种局面,该年九月范仲淹与名臣韩琦、富弼等人“条奏当世之务”,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在内的十条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并得到宋仁宗的支持。

  次年(1044),仁宗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倾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求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并在开封设立太学。于是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在全国兴起,这就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庆历兴学”。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京师开始建立太学,把锡庆院西北廊下的几十间房屋改建为校舍,设置内舍生二百人。然而当时太学之法宽简,于是有人建议:“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以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委专掌教导规矩之事。”而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学教育实践,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范仲淹对胡瑗十分推崇,于是向仁宗上《奏荐胡瑗充学官状》,说胡瑗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认真研究学问,在湖州州学担任主持,倡导仁义礼乐,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戴和称颂,希望皇上予以特别嘉奖,并请他到太学来任职,他一定可以成为青年学生的楷模。仁宗听从范仲淹的建议,下诏派人到苏、湖考察,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的教学法,胡瑗编成的《学政条例》也被引入太学。由此,胡瑗的“苏湖教法”定为学校的教育法规。同时诏胡瑗为诸王宫教授,专以教导王宫子弟。然而,胡瑗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谢绝赴任。皇帝只好给他个荣誉头衔太子中舍,并升殿中丞。这次虽未赴京,但已有京朝官身份。

  皇祐三年(1051),仁宗又任胡瑗为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胡瑗仍坚持不受,坚守在湖州讲坛。有人问胡瑗:你不是强调出的吗?怎么诏你去京又不去呢?胡瑗只是说他无心做官,热心讲学。事实上,胡瑗生两拒京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他更讲出进之道。

  确实,胡瑗是一直强调出与进的。在胡瑗看来,人有才德不能长久蕴蓄不露。任何一个人,不管能力大小,都要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努力。人生一世,总要一搏,不管成绩大小,总比有才德而不用于世要强。他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比如人之射野鸡,看到野鸡你应该射它一箭,至于射中了还是未中,是不知道的,但你总算射了,或者说自己努力过了,所以人对社会的贡献,关键是你有没有经世精神,而不在于能力的大小。胡瑗说,如果是能人则更应该“出”而为天下治,之所以要这样说,因为能人与普通人不同。天下之人,心志在至众至繁,而能人有深机之见,所以能人能以大易之道通天下之志,以己之心以见天下之心。所以能人应该出现于世,辅其君,泽其民,利其物。那么,胡瑗为什么要拒绝京诏呢?因为在“出”处问题上胡瑗还认为,出要有技巧,这就是出而有节、动不离道,尤其“出”要“尊身”。

  胡瑗认为,出要学会抬高自身价值。他打比喻说,女子处于闺中,以待媒妁之言,聘问之礼,然后才能嫁出去,如果没有媒妁之言,聘问之礼,就急忙嫁人就是淫丑之女了。出也是这样,应当等“上之聘求”。胡瑗说,出要像伊尹那样必待三求而出任,这当然是要人学会等待。

  皇祐四年(1052),胡瑗又被晋升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因这次胡瑗应诏了,应诏原因有二,一是“合道”:这次应诏仍然是从事讲学和学校管理工作,且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推荐,同时这次应诏也是从大局出发;二是这次“京诏”,也是“尊身”的,加上以前的“京诏”已经三次,“上之聘求”三次而往,尊也。所以去京赴任了。